2021年5月8日-9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顺利举办第五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来自芝加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绵竹市教育局、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中国人口学会迁移流动专业委员会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了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

以下为5月8日上午主旨发言的主要内容。以下内容按照发言顺序编排：

发言人：冯文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口流动在近年来展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势，冯文猛教授通过分析这些趋势，和我们讨论了人口流动引发的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首先，冯文猛教授指出2020年在疫情影响之下，人口流动呈现出的新的趋势，包括整体流动规模的缩小、跨省流动规模的缩小以及省内流动数量的提高。从流动人口的特征来看，家庭流动的比例较前些年有所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则主要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流动人口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略高于往年。

从近年来整体宏观趋势来看，处在快速城镇化时期的我国社会将来依然会有大量的人口进行乡城流动，流动人口现象、以及伴随着流动人口子女的问题依然会长期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乡村的全面振兴对人才的回流也具有较强拉力，包括产业从东部到西部的转移，电子商务的发展，这些对传统的农村经济模式的转变、就业结构的转变等都有较大影响。因此，城镇化造成的人口乡城流动与乡村振兴对人才的拉力，使得未来人口流动的趋势判断增添了一些复杂性。城乡之间如何在此新的格局下判断人口流向以及新格局下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子女问题的解决，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冯文猛分析了新形势下流动子女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体系的变化以及教育方式的改革在近年来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力量的推动下产生很大的影响，随迁子女的教育需要更加关注如何帮助流入地政府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留守子女需要更加关注家庭教育的缺失，关注村庄空心化导致的各类环境失衡对教育资源布局的影响，以及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对留守儿童关爱陪伴中的问题。

二、投资婴幼儿早期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最具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政策

发言人：史耀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

儿童在3岁之前的发展阶段，是人的大脑、社会情感、语言、精细运动发展最关键的一个窗口期，Heckman的投资曲线表明，该时期对儿童的投资回报是最高的时期。史耀疆教授认为，儿童早期的投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平的一个有效策略，但目前社会对婴幼儿的早期发展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史耀疆教授指出了目前零到三岁阶段早期教育的五大缺口：社会缺乏早期投资重要性的认识，缺乏零到三岁的早期教育人才，缺乏儿童早期教育影响的科学论证，缺乏简易推广的儿童早期教育策略，同时，也缺乏儿童早期教育的成熟产业。

史耀疆教授详细介绍了其团队所做的婴幼儿早期发展现状研究及养育行为干预系列实验。他发现，农村地区零到三岁孩子认知滞后的比例远高于城市小孩，而在社会情感、语言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滞后情况。史耀疆教授团队通过指导家长们与孩子们按实验计划做游戏、读绘本，改善家长的养育行为，提高婴幼儿的认知、社会情感、语言水平。随后他们在贫困农村地区建立养育中心，让孩子能够在养育中心读书游戏，通过设置干预组与对照组，他们发现养育中心的模式对孩子的认知发展、语言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但对社会情感发展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史耀疆教授也在移民搬迁区发现了同样的儿童认知滞后问题，通过在移民搬迁区建立“超级养育中心”，试图改善孩子的早期发展状况。最后，史耀疆教授介绍了他们正在做的儿童早期营养、健康、早期学习、回应性照料、安全五个方面的现状和改善研究，通过对产前产后的全面健康指导，测试此类健康干预对孩子产生的影响效果。

发言人：吴开俊（广州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5年起，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开始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按地区分比例承担，但至今责任划分都没有很清晰。吴开俊教授通过对2018年全国31个省份数据的分析，指出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现存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的主体责任在流入地政府，中央财政承担的比例仅为3.22%，其中东部地区的中央财政占比最低。而东部地区随迁子女体量庞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也是最高的，其中广东、浙江和江苏尤为突出。

其次，2018年全国有300万农民工子女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东部占比为78.67%，经费缺口占全国经费总缺口的84%。从省份来看，广东（不含深圳）的经费缺口大概为188亿，但根据测算，广东政府的教育财政供给能力仅为81亿。浙江、北京、上海和江苏的财政供给能力大于经费缺口，但具备支付能力并不等于具备支付的意愿。

最后，吴开俊教授提出，根据地方财政供给能力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外部效益发生范围，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财政支出责任应适度上移到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比例应该达到6：1左右。

发言人：宋映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回流儿童是处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间的一个群体，宋映泉副研究员基于他们之前的多项调查研究，估计了回流儿童的规模，同时分析了回流经历对学生留级的影响。

首先根据2010-2020年的五项调查，宋映泉用两种方法分别估算了回流儿童的规模大小。一，根据五项调查所有样本学生中回流儿童的发生率，计算出平均发生率为8.2%，粗略估计回流儿童规模为779万；二，计算出留守儿童样本中的回流儿童占比为10.77%，估计回流儿童规模为678万。

宋映泉对儿童回流经历和留级情况进行了logit回归，结果表明回流儿童留级的概率高出非回流儿童1.5到3倍。更深一步的研究发现，回流儿童的留级概率高并不完全因为他们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其他研究也表明留级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并不是正面的。

最后，宋映泉表明目前的研究仍有许多局限，例如对回流儿童规模的估计方法有待改善，回流对留级的影响机制也需要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