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潇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影响深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的第六次报告显示，相比于1850-1900年的基准水平，全球平均1.5°C变暖将带来4.1倍多的极端高温事件和2倍多的农业与生态干旱事件。而当变暖水平达到2°C，这两个数字将分别增加至5.6倍和2.4倍。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大量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方法，就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进行了估计与预测。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将在整体上对全球主粮供给造成巨大压力。我国学者领衔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平均温度每上升1°C，全球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将减产5%左右，且减产威胁在部分中低纬度地区尤其突出。

我国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十分严峻。《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表明，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一方面，持续的升温、降水分布变化及极端气象事件增加将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产供给；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城乡结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消费升级又将进一步推高对农产品的总需求。在这一供需矛盾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同时面临着粮食自给与人均淡水、耕地紧缺的政策与资源双重约束。这无疑更加大了我国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难度与紧迫性。

回望全球农业的发展进程，以育种为代表的生物科技创新使得农业生产得以不断突破原有的资源环境限制条件，进而能够持续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食物需求。著名经济史学家奥姆斯特德和罗迪的一项研究曾指出，从1839年至1929年间，美国小麦的生长区域向北扩张了近千公里，向西扩张了近两千。这意味着小麦能在比原先平均气温低5°C、平均降水减半的地区生长。类似的扩张也出现在玉米等其他主要作物上。支撑这一系列扩张的动力则来自于近一个世纪里农学家在生物育种方面的不断努力。自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绿色革命”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生物育种的快速发展，不同作物的不同品种在不同地区的快速迭代与更新也使得农业生产能够进一步突破边界，表现出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这样的历史经验也预示着生物育种在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文称，中央即将下发《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对我国种业发展作出进一步重要部署。将种业发展上升至战略高度对于我国农业应对为未来气候变化挑战将形成巨大助力。我国的制度优势和在生物育种方面的前期积累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种业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的作用。

以种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培育出对未来气候条件更具适应性（如耐旱、耐高温）的品种。然而，对同一类作物而言，并不存在放在哪里都能种的种子。品种的培育必须要能适应一个地区小环境内具体的水土光热条件，单纯的良种引进无法直接“落地生根”。这种生物性方面的要求意味着全国各地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情况及气候变化的特点，结合自身的农业生产内容，因地制宜地进行品种培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成熟的农业科技研发与技术推广体系，覆盖国家、省、市、县、乡多个层级，在推动各地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和“产学研”联动经验。这些积累为“因地制宜”发展种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各地结合当地气候变化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创造了条件。在充分利用这一科研和推广体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对气象与农业部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将有助于全国各地种业发展具体工作的展开。

自2000年《种子法》颁布以来，我国种业和种子公司的发展逐渐完全褪去“计划经济”的色彩，自主研发的积极性与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然而，仍应注意到，种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商业活动，由于涉及到粮食安全，它同时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尤其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及相关部门仍需深度参与种业发展的方向制定，确保种业发展的思路具有足够的前瞻性、种业发展的成果具有充分的普惠性。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欧美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研发投入中对商业化企业的过度依赖已暴露出诸多问题。由于企业最终对股东负责，其研发对象通常聚焦于具有广阔市场和巨大回报的特定种质产品。一方面，这无法顾及农业全行业多方位的需求，尤其是相对弱势的农业生产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优势品种的相对集中化、单一化甚至会加大部分地区农业生态的脆弱性，进而加剧气候变化对农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农业经济学领域已有研究表明，在商业激励的引导下，美国主要作物在育种和采用上更为追求高产而相对忽略作物对高温、干旱的耐受性，进一步增加了气候变化下的农业风险。

气候变化是本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将直接影响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对种业振兴的战略要求和对种业发展的大力投入无疑将助力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在几十年来农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有能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推进育种研发推广，将种业振兴和气候韧性农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本文首发在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