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中，谢治菊教授首先介绍了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她指出，东西部协作始于1980年代初邓小平的“两个大局”伟大构想，其前身是1996年的对口帮扶。2016年，习近平在银川召开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这项工作从倡导性制度转变为规范性制度。2017年8月印发《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试行）》后，扶贫协作工作由“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正式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东西部扶贫协作”改为“东西部协作”，并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谈及东西部协作政策扩散的特点，谢治菊教授指出，从空间维度看，辐射扩散与跨域扩散并重，结对空间日趋完善与对等，辐射扩散明显，跨域扩散显著。从内容维度看，政策内容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同一政策领域的内容不断细化与深化。从组织维度看，类型多元与层级下移并举，协作的地级市数量逐步上升，协作组织的类型日益多元，协作中的结对层级逐步下移。

接着，谢治菊教授指出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要点是产业协作、劳务协作和消费协作。在产业协作方面，要在继续给予资金支持、援建项目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推进产业梯度转移，鼓励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实现资源互补，强化市场合作。在劳务协作方面，要加强东西部对口帮扶省际间劳务协作，借鉴东西扶贫协作经验，建立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推进东西部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劳务对接，实现东西部地区人们的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在消费协作方面，要充分发挥东部省市经济优势、口岸优势、市场优势，推动西部地区农产品品牌、品质、供应链、价值、市场广度提升，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然后，谢治菊教授分析了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经验和矛盾。逻辑主要有四点:一是央地联动与府际协同的叠加；二是政治优势向制度效能的转化；三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四是规划引领与考核评价的协同。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有以下五点经验：一是从点轴式到制度化，协作机制不断完善；二是从穿花式到整域性，协作关系动态调整；三是从重帮扶到重发展，协作内容与时俱进；四是依附并超越科层制，协作网络优势互补；五是多元主体共治共享，协作利益渐进均衡。谢治菊教授指出，目前东西部协作还存在着三对主要矛盾：政府、市场与社会难以共生，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外力帮扶与内生发展难以同步。

最后，谢治菊教授谈到对东西部协作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首先，要坚持结对主导，进一步理清国家、市场、社会关系，逐步引导我国的结对治理从国家主导向国家引导、市场与社会主导的转变，助推实现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然后，要增强结对认同，进一步强化共同体思维意识，推动东西部协作真正成为学习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助推全员化的共同富裕。其次，要进行结对竞赛，进一步完善结对考核评估机制，健全考核评估指标体系，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促进公平与效率平衡发展，助推实现分层次的共同富裕。最后，要注重结对合作，进一步树立区域协调发展、协共发展、共同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外力帮扶与内生发展的关系，助推可持续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