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报告和相关政策，潘丹教授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其重要性，加强垃圾整治、污水治理、厕所改造等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村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潘丹教授指出，得益于中央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自2013年起，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投资直线上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设投资呈波动上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和厕所改造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和效果仍较为落后，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体意识不强，二是对农户福祉的改善效果存在较大争议。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潘丹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理清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分别研究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兴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二是科学测度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福祉影响；三是针对数字化时代、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

在实证研究部分，潘丹教授主要运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中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有三方面的结论：一是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其原因可能是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农村垃圾治理成本、降低了农村整体人口素质和对农村环境的关注度；二是劳动力流动分别对中西部农户、低学历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垃圾治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三是社会资本和环境感知是劳动力流动抑制农户垃圾治理行为的两条路径。关于互联网技术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也有三个结论：一是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户，使用互联网的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和投放意愿将分别提高12.9%和7.6%；二是互联网的使用明显提高了青年和中年农户的垃圾治理行为，然而，通过“电脑”上网对农户垃圾治理行为没有明显影响，互联网对高教育水平农户和女性的垃圾投放意愿没有影响，互联网对高收入地区的垃圾投放意愿影响也不显著；三是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受到监督和水污染意识提高是互联网技术促进农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三条路径。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有三点结论：一是当每个村庄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总分的平均值增加一个标准差，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了1.148%和1.766%；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分别对中西部农民、东北部农民、老幼组农民和低学历人群农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三是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消费支出提高和农民健康水平提高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高农民幸福感的三条路径。

最后，潘丹教授提出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策优化的三点思路：一是要以数字技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针对数字技术应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可能存在问题，潘丹教授强调，应明确界定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边界，从投资激励、成本分担、利益分享、考核评价等方面完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机制，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农户参与的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二是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公私合作模式（PPP），针对过度依赖政府、落地率低的不可持续问题，应因地制宜选取最优农村人居环境PPP治理方案并审慎推进，要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和居民三方共同治理体系，加强政府的管理和治理能力。三是畅通良性循环，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农村共同富裕互促互进，潘丹教授强调，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和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联系起来，不能光是整治，而是需要价值提升，从而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