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政协信息刊发广东省政协委员、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财税研究所所长杨森平的文章《美国极限关税政策对广东外贸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文章认为，4月9日，美国对华加征的104%综合关税正式实施，次日税率更飙升至125%的历史峰值。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 “风向标”和 “晴雨表”，广东首当其冲，面临出口额下降、产业受冲击、就业压力增大、经济增长放缓、供应链需重塑等严峻挑战。建议广东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构建技术替代生态，压缩 “卡脖子”周期;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重塑竞争优势；打通制度壁垒，释放内需潜能。通过强化粤港澳政策协同，化危为机，实现从 “世界工厂”向“全球价值链中枢”的跃迁，为全国应对外部冲击提供创新样本。

以下为原文：

美国极限关税政策对广东外贸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广东省政协委员、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财税研究所所长杨森平反映,2025年４月９日，美国对华加征的104%综合关税正式实施，次日税率更飙升至125％的历史峰值。这一史无前例的关税政策不仅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进入全面升级阶段，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引发巨大震荡。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 “风向标”和 “晴雨表”，广东2024年外贸进出口总值高达9.11万亿元,贡献全国38.7％的贸易增量，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20.8％。此次美国加征关税，广东省首当其冲，面临严峻挑战。

一、对广东外贸的影响

美国极限关税政策将通过多重机制对广东外贸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冲击,且短期内冲击剧烈。

(一)出口额下降。美国是广东第三大贸易伙伴，2024年广东对美出口额为9488.1亿元,占广东出口比重的16.1%。高关税将大幅提升广东输美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抑制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需求，导致对美出口量急剧下降。这不仅直接减少出口收入，还可能拖累广东整体外贸增长。

(二) 相关产业受到冲击。广东对美出口以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商品与美国关税清单高度重合。计算机、通信设备等电子信息产业，家电、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行业将面临订单减少的处境。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增长迅速，但在中美技术竞争中也难以完全抵消关税的影响。

(三) 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受冲击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产业工人。企业订单下降引发裁员，将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些工人一般技能单一，再就业难度较大。

(四) 经济增长有放缓的风险。高关税将通过三重渠道影响广东经济增速。 一是直接压缩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和订单规模，这种外部需求萎缩会通过外贸乘数效应传导至GDP增速。二是降低产业协同性，特别是电子、家电等出口导向型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下滑，将波及配套产业链的生产与投资活动。三是改变市场预期，出口受阻可能引发企业对产能扩张的审慎态度，并间接影响就业市场与居民消费能力。值得警惕的是，广东作为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省份，这种外部冲击的传导速度和强度都将明显大于内陆地区，需要防范经济增长动能切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结构性风险。

(五) 供应链重塑。高关税将促使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加速调整供应链布局，部分生产环节从广东转移至东南亚、墨西哥等地的进程将加快，甚至回流美国本土。这不仅影响广东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导致产业“空心化”风险。长期来看，供应链重塑可能导致广东部分产业外迁，削弱了制造业集群优势。

二、意见建议

美国极限关税本质是价值链主导权争夺战。广东要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构建技术替代生态压缩“卡脖子”周期，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重塑竞争优势，以及打通制度壁垒释放内需潜能。要强化粤港澳政策协同，化危为机，实现从“世界工厂” 向“全球价值链中枢”的跃迁,为全国应对外部冲击提供创新样本。

（一） 推动产业升级，构建“技术替代生态”框架。在供应链自主化领域，制定《广东省核心零部件替代五年计划》，通过集中突破半导体制造、工业软件等核心环节，加速实现关键技术国产替代。其中，在半导体领域，可重点提升28纳米及以上制程芯片的自主供给能力，分阶段降低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度。对于技术依存度较高的产业，可实施分类管控策略：针对半导体等战略安全领域（红色等级）实施强制性替代；对精密仪器等双边合作潜力较大的领域（黄色等级）推动联合研发；对基础材料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蓝色等级）优化国际采购渠道组合。建议在东莞松山湖等创新资源密集区设立复合型技术转化中心，聚焦工业机器人控制器、高性能传感器等“卡脖子”环节进行定向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转化。

（二）增强规则制定话语权，重构全球价值链。在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层面，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试点政策优势。可在广州南沙设立全国首个离岸数字贸易结算中心，初期覆盖金融服务、医疗健康等5个试点领域，探索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跨境数字确权等制度创新。同步联合香港数码港发布《跨境数字服务认证标准》，重点针对数据跨境传输、隐私计算等关键技术环节制定规范，为参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积累规则话语权。 在实体贸易模式创新方面，可在南沙自贸区实施“两段式监管”改革：针对转口加工贸易企业，对境内生产环节免征增值税，仅对转口增值部分按低于常规25%税率，以10%的优惠税率征税。该模式可对标新加坡的“经认证经营者国际互认”体系，通过增强通关便利性吸引跨国公司亚太订单管理中心落户。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测算，此类改革能使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17% ，带动转口贸易毛利率提升逾10个百分点。

（三）内需驱动，打通双循环壁垒。在品质规则认同方面,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统一产品质量认证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ISO、CE等国际认证标准与中国强制性认证（CCC）的电子化互认，使企业单次检测报告可在多个国家/地区通用。在产业链协同方面，顺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认证计划”。以企业在大湾区范围内实现研发、制造、供应链等环节的实质性协同为核心标准，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大湾区制造”认证，并给予品牌推广、政府采购优先等市场化激励，推动形成符合国家战略的区域产业协作新模式。在消费扩容方面，实施“大湾区绿色消费升级计划”，聚焦现有补贴未覆盖领域创新政策组合：推出港澳居民跨境数字人民币消费专项，对港澳居民在湾区购买绿色智能产品给予额外10%汇率优惠；创设“碳积分置换”机制，衔接粤港澳碳市场；搭建二手绿色商品跨境流通平台，通过差异化政策形成对现有补贴体系的有益补充。在供应链体系优化方面，鼓励更多龙头企业开展积极探索，为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作出重要示范。例如，美的集团实施的T+3柔性生产模式，通过订单系统直连消费者数据平台，将内销产品研发周期压缩30%，库存周转效率提升近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