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23日，《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2023-2024）》发布会在京举行。本次发布的蓝皮书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韩嘉玲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汇聚了多位专家学者及一线实践者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新现状、新趋势与新挑战。

      蓝皮书首次深度聚焦外卖骑手子女，揭示新业态劳动者家庭育儿的困境与韧性。韩嘉玲教授期盼全社会共同关注外卖骑手这个群体，公共政策和社会认知需要实现一次根本性的转向——从将骑手视为孤立的“个体劳动者”，转变为将其看作“有家庭负担的劳动者”。她建议，大城市在制定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类群体的家庭化需求，对保障性住房、积分入学等政策予以适当倾斜，切实降低他们的家庭团聚成本。

    本公众号特转发蓝皮书报告《外卖骑手的子女随迁情况和育儿参与分析——基于M外卖公司的数据》（精简版）以飨读者。

外卖骑手的子女随迁情况和育儿参与分析——基于M外卖公司的数据

作者：韩嘉玲 顾然 余家庆

摘要：本文从家庭视角出发，利用M外卖公司的问卷调查数据，深入剖析了外卖骑手的群体特征，并重点研究了有子女骑手的子女随迁和育儿参与情况。研究发现，有子女的外卖骑手更注重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他们利用工作的灵活性来承担双重责任。在有子女的骑手家庭中，存在弱势骑手子女的“双重劣势”现象。无配偶的远距离流动骑手育儿参与程度更低。当骑手流入一线城市就业时，育儿参与也会受到负面影响。本研究旨在为理解这一群体的家庭生活提供新视角，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动力，还催生了众多新就业形态。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消费需求迭代升级的驱动下，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在线医疗、共享经济等行业迅速崛起，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员等新业态从业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这些灵活就业人群在享有工作自主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劳动者权益保障和收入不稳定的问题。

如今，注册数量超过1000万的“外卖骑手”无疑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业态从业者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二、三线消费市场逐渐被激活，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涌进骑手这个相对低门槛、高回报的庞大就业蓄水池，使得这一群体在人员结构、地区流动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目前对外卖骑手的研究多集中于职业现状和权益保障，对其家庭生活，特别是子女养育和教育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利用一项专门针对外卖骑手家庭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全面呈现该群体的特征，并聚焦于其子女居住安排和育儿参与度，以填补研究空白。

本研究基于M外卖公司于2024年5月向在职骑手发放的线上问卷调查数据。问卷回收有效样本44747份，经过数据清洗，最终确定有效样本为42700份。其中，有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骑手样本量为19717份。

研究从个人特征、家庭状况和工作情况三个维度勾勒骑手画像。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家庭状况涵盖婚姻、子女数量和居住产权。工作情况则聚焦工作类型、流动距离、就业地点和工作年限。对于有子女的骑手，重点分析子女年龄、随迁留守情况、育儿参与程度及亲子互动状况。

（一）个体特征

性别分布：外卖配送工作强度高、体力消耗大，且长期处于户外，受日晒雨淋，对配送时效要求严格，呈现显著“男性优势”特征。全部样本中，男性占比95.61%。同时，有子女与其他骑手性别差异明显，有子女的外卖骑手中女性占比高出其他骑手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子女家庭经济压力和家庭责任更大，促使更多女性加入时间相对灵活的外卖骑手行业，以增加收入缓解抚养子女的经济压力。

户籍状况：从户籍分布看，26.31%的外卖骑手拥有城市户籍，近3/4是从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流动人口。这与城乡就业机会差异、收入差距等因素相关，外卖配送行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灵活且收入可观的就业选择。分群体而言，有子女的外卖骑手城市户籍占比（28.35%）高于无子女骑手（24.5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原因可能有：一是在就业竞争较大时，很多城镇居民进入灵活、低门槛的骑手行业作为过渡，部分人将其转变为“永久零工”；二是外卖骑手收入弹性较高，尤其在中小城市，吸引城市户籍低薪或临时工作人群，成为其职业流动途径；三是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城市放开落户政策，农村户籍人口为让子女享受优质公共服务而落户城镇，进入自由度高的外卖骑手行业。

年龄结构：骑手平均年龄为32.97岁，21-30岁和31-40岁年龄组是主体，分别占35.5%和41.9%，50岁以上骑手仅占2.6%。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43.1岁，相比之下，外卖骑手年轻优势突出，这与年轻人追求自主、个性化生活方式，倾向自由度高、无严格时间限制的低约束性工作有关。同时，有子女的外卖骑手平均年龄36.67岁，显著高于其他骑手（29.79岁）。从不同年龄组来看，30岁以下年龄组中，无子女骑手比例明显高于有子女骑手，这与我国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现状吻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显示，我国男性和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29.38岁和27.95岁；30岁以上年龄组中，有子女骑手比例远高于无子女骑手，一方面表明很多家庭在30岁左右生育子女，另一方面说明随着年龄增长，骑手组建家庭生育子女后，生活责任加重，会继续从事收入相对较高、工作灵活且不易失业的外卖骑手职业维持生计。

受教育程度：外卖骑手中，高中/中专学历占比最高，达37.22%；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也较高，为31.44%；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12.10年。依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截至202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88年，可见外卖骑手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这与外卖骑手以青年人为主，且工作中需熟练运用手机APP完成订单接收、路线规划等操作，对从业者知识技能和学习能力有一定要求相关。进一步分群体看，有子女外卖骑手平均受教育年限11.95年，低于无子女骑手（12.22年）。与无子女骑手相比，有子女外卖骑手受教育程度呈两极分化，小学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均更高，其深层次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家庭特征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关键单元，在未成年子女教育中起核心作用，外卖骑手家庭生活状态与工作关联度较高。

婚姻状况：从婚姻状况看，有配偶的外卖骑手占比47.06%，其中有子女的外卖骑手中有配偶比例为83.99%。也就是说，有子女的外卖骑手群体中，单亲家庭占比约16%。单亲家庭外卖骑手在承担工作压力的同时，还需独自应对子女养育、家庭照料等多重责任，可能对其工作时长、强度选择及职业发展规划产生显著影响，需更多关注。

居住产权：从居住产权分析，调查数据显示，整个外卖骑手群体中，28.36%居住在自有产权住所，绝大多数通过租房、入住站点宿舍等非产权方式解决居住问题。这一方面因外卖骑手工作流动灵活，难以在固定地点长期定居购房；另一方面，购房高额资金对部分骑手而言是经济障碍，租房或依赖站点宿舍更现实。对比不同群体，有子女的外卖骑手居住在自有产权住所的比例（36.39%）远高于其他骑手（21.37%），说明子女存在显著影响骑手居住决策，为给子女稳定成长环境，有子女骑手更倾向追求居住稳定。

子女数量：外卖骑手中，46.18%有子女，其日常生活状态不仅受工作因素影响，还与子女成长教育紧密相关。具体而言，有一个子女的骑手占全部骑手21.65%，有两个子女的占19.45%，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占5.08%。从性别差异看，女性外卖骑手特征独特，大部分女性骑手育有子女，占比67.61%，远高于男性骑手（45.19%），且有子女的女性骑手子女数量均值也高于男性。这表明女性外卖骑手家庭照料压力更大。

（三）工作特征

工作类型：外卖骑手用工模式主要包括众包模式和加盟商模式，对应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调查数据显示，众包骑手占比高达78.97%。众包模式下的骑手具有高度灵活性，体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灵工典型特性，劳动者可依据自身时间、地理位置和意愿自由选择接单时段与配送任务，摆脱传统固定工作模式的时空束缚。同时，有子女的外卖骑手中众包骑手比例（82.64%）比其他骑手高近7个百分点，说明对需更多时间照顾子女的骑手，众包模式灵活性优势突出，能满足其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的需求，是更合适的就业选择。但也要注意，灵活就业模式社会保障覆盖率低，虽部分平台企业尝试提供社保或商业保险，却未形成统一标准，保障众包骑手社会权益成为行业和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工作年限：孙萍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提到，外卖产业结构变革后，大部分骑手从直属平台变为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临时工，失去与平台雇佣关系及劳动保障，“外卖骑手”不再是有安全感的正式职业，多成为“过渡性”职业。本研究调查数据也印证这一结论，从事外卖骑手工作不足半年的占比最大，达41.01%；1-3年的占24.03%；5年以上的仅占8.66%，可见骑手工作流动性大，过渡性质明显。但超过1/3的外卖骑手工作年限超三年，也证明该岗位存在长期就职可能，行业有一批稳定从业者。对比有子女与其他骑手工作年限数据，工作不足半年时，其他骑手比例显著高于有子女骑手；随工作年限延长，有子女骑手比例逐渐接近并最终超过其他骑手，尤其工作超3年后，两者差距拉大，有子女骑手比其他骑手高出3个百分点以上。背后原因可能是有子女骑手为保障家庭经济稳定，更倾向维持熟悉、有持续收入的稳定工作，降低职业变动带来的经济风险，这为理解外卖骑手职业选择与家庭责任关联提供关键视角。

流动距离：从流动距离看，超2/5的骑手跨省流动，近2/5省内跨区县流动，仅1/5在户籍所在地区县内就业。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骑手，家庭因素对其就业地域选择影响显著。数据显示，有子女的外卖骑手在就业地域选择上有明显本地倾向，如23.6%的有子女骑手选择在户籍所在地区县内就业，其他骑手这一比例仅17.3%。原因可能包括：家庭层面，子女存在使骑手更愿选择离家近工作地点，方便照顾家庭、参与子女成长；社会经济因素方面，有子女家庭对生活稳定性要求更高，近距离就业可减少远距离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生活成本与风险，保障家庭生活平稳。

就业城市规模：研究中，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按城区人口数划分城市规模，超大城市有7座，特大城市14座，本报告将城市分为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其他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普通城市（除上述三类外）。从骑手工作城市规模看，一半骑手在普通城市从事外卖派送，表明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我国三四线城市下沉市场被激活，城市规模并非骑手选择工作地点的主要因素。对比有子女与其他骑手工作城市选择，有子女骑手在普通城市就业比例（51.12%）略高于其他骑手（47.38%）。差异原因：一是家庭生活成本考虑，一线、特大和超大城市住房、教育、生活物资等成本高，有子女家庭支出更大，且面临入学难、公共服务可及性低等问题，部分骑手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普通城市就业；二是子女教育和成长环境考量，普通城市在教育资源获取、居住环境稳定性等方面更具优势，促使有子女骑手倾向在普通城市工作，以更好平衡家庭与工作。

为深入剖析外卖骑手子女居住安排，本研究基于家庭结构与就业地域，将外卖骑手家庭分为本地就业骑手家庭、子女留守骑手家庭和子女随迁骑手家庭三类。分类标准为：工作地与户籍地同区县且子女与骑手共同居住的为本地就业骑手家庭；工作地与户籍地不同区县但子女随骑手居住的为子女随迁骑手家庭；骑手与子女未共同居住的为子女留守骑手家庭。调查结果显示，有子女的外卖骑手中，子女留守现象普遍，超半数子女处于留守状态；约15%骑手与子女共同居住在户籍所在区县，构成本地就业骑手家庭；另有31%骑手与子女一同居住在户籍外区域，形成子女随迁骑手家庭。

婚姻状况：有配偶的外卖骑手家庭结构完整，夫妻能协作承担子女抚养和家庭事务，携带子女外出务工比例（33.24%）显著高于无配偶骑手（19.26%）；无配偶骑手因缺乏伴侣家庭支持，难以平衡工作与子女抚养，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家乡由长辈照顾，子女留守比例超70%，可见无配偶骑手在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性别差异：女性骑手与子女共同居住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具体而言，26.52%的女性外卖骑手与子女在本地同住，42.15%携带子女外出从事骑手职业；男性骑手这两项数据分别为13.57%和30.24%，相差近25个百分点。相应地，男性骑手子女留守老家比例远高于女性，这直观反映性别因素对外卖骑手子女居住安排的重要影响，女性在家庭分工中常承担更多照顾子女责任，故更多选择与子女共同生活。

工作模式：尽管众包工作模式灵活性更大，但骑手能否与子女共同居住还需考虑经济收入、住房、子女教育及相关社会政策要求等诸多因素，因此工作性质灵活度并非骑手考虑能否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因素。

工作城市规模：随城市规模扩大，外卖骑手与子女本地同住和随迁比例逐渐降低，子女留守比例逐渐增加。从普通城市到一线城市，骑手与子女本地同住比例从18.53%降至6.53%，子女随迁比例从32.61%降至25.47%，子女留守比例从48.86%升至68.00%。原因在于大城市高昂生活成本（房租、物价等）给骑手带来沉重经济负担，复杂居住环境（住房紧张、分散等）增加生活不稳定因素，严苛教育政策（入学门槛高、学位竞争激烈等）使骑手子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困难，这些因素共同提高骑手携子女共同生活难度，使其更倾向选择子女留守。

相较于制造业工人、家政、餐饮等行业流动人口，外卖骑手工作模式更灵活，这是否有利于他们参与子女教育？他们在子女教育中扮演何种角色？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进一步探究外卖骑手对子女教育的参与情况。

（一）外卖骑手对子女教育的参与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19717名有子女的外卖骑手中，有54.21%的有子女骑手参与过子女教育。女性骑手参与比例高达76.16%，而男性仅为52.7%。众包骑手（54.89%）的参与程度略高于加盟骑手（50.96%）。子女留守的骑手教育参与度明显偏低（42.74%），而与子女共同居住的骑手参与度则超过2/3。此外，流动距离越大、流入城市规模越大，骑手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度越低。

（二）骑手对学龄前子女的陪伴状况

为了解外卖骑手对年幼子女的陪伴状况，问卷针对有六岁及以下子女的骑手，设置涵盖散步、玩积木、线下聊天等多方面陪伴活动的问题。本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方法降维，从众多陪伴活动变量中提取关键因子并命名为“陪伴程度”，量化衡量骑手对年幼子女的陪伴水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外卖骑手“陪伴程度”因子得分为0.2388，男性为-0.0159，表明女性在子女陪伴程度上显著高于男性，性别因素在骑手家庭育儿陪伴责任承担方面影响重要。众包骑手（0.0349）的陪伴程度也高于加盟骑手（-0.1753）。子女留守骑手的陪伴程度得分（-0.1618）远低于本地同住（0.2776）和子女随迁（0.1565）的骑手。同样，远距离流动和在一线城市就业，都会显著降低骑手对子女的陪伴程度。这主要因为高生活成本和工作压力导致他们陪伴子女的时间大幅减少。

数据还详细展示了外卖骑手与年幼子女的互动特点。首先，线下聊天和视频通话灵活性强，可利用工作间隙或零散休息时间进行，成为骑手与子女保持联系、增进感情的主要方式，近45%骑手几乎每天与子女聊天。其次，30%骑手每天哄孩子睡觉，这只是满足年幼子女基本生理需求。第三，几乎每天能与孩子一起散步、玩积木、看动画片和阅读的骑手比例约1/5。然而，一起出游、做手工等需较长时间的亲子互动活动频率低，近一半骑手在这些方面一年一次甚至更少。这与外卖骑手工作碎片化、强度大有关，难以抽出连续较长时间开展深度互动；同时，这些活动还涉及场地、材料等因素，对工作节奏紧凑的骑手而言实施难度大。亲子互动差异不仅反映骑手工作与家庭生活矛盾，还可能对子女成长产生潜在影响，频繁简单交流虽能维持亲子情感联系，但缺乏深度互动不利于儿童社交能力、创造力等全面发展，这为进一步研究骑手家庭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模式及社会支持体系构建提供关键线索，社会企业需提供更多支持满足骑手亲子互动需求。

（一）研究结论

有子女骑手更注重家庭与工作平衡：相较于其他外卖骑手，有子女的外卖骑手在多个关键维度差异显著，根源在于他们需考虑家庭责任与稳固性，在工作和家庭决策中权衡更多因素。年龄上，有子女骑手平均年龄36.67岁，显著高于其他骑手（29.79岁），反映年龄与家庭责任对职业选择的影响。户籍地方面，有子女骑手城市户籍占比28.36%，高于其他骑手（24.56%），或与城市户籍在子女照料、公共服务获取等方面的优势有关。居住产权上，有子女骑手自有产权住所居住比例远高于其他骑手，为给子女稳定成长环境，更倾向追求居住稳定。工作类型上，全样本众包骑手占比75.82%，有子女骑手中这一比例82.64%，众包模式灵活利于平衡工作与家庭。子女存在使骑手更倾向选择离家近工作地点，部分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兼顾子女教育成长，选择在普通城市就业。工作年限上，有子女骑手从事该工作年限更长，希望通过熟悉工作维持家庭收入稳定。流动状况上，有子女骑手更趋向本地就业或近距离流动，减少远距离流动不确定性。总体而言，有子女骑手在工作和家庭双重压力下，更倾向寻求平衡，外卖行业灵活工作形式为其提供契机。

女性骑手承担更多家庭照料责任：不同性别外卖骑手差异显著。子女数量上，女性骑手育有子女比例超75%，显著高于男性，且有子女女性骑手子女数量均值更大。育儿参与度方面，有子女骑手中52.18%参与子女教育，女性参与比例72.15%，比男性高21个百分点。子女陪伴程度量化评估中，女性得分也显著高于男性。这表明尽管外卖配送工作高强度、不确定，女性骑手在家庭育儿责任承担上仍更积极投入。与传统职业女性不同，女性外卖骑手融入灵活工作领域时面临独特挑战，需应对工作压力，还要承担家庭育儿责任，寻求家庭与工作平衡。这一现象揭示新兴职业发展中女性面临的角色冲突与适应过程，为探讨性别平等、家庭与职业平衡等社会议题提供新视角，深入研究其经历有助于完善政策，促进职场公平与家庭和谐。

“双重劣势”下的骑手育儿状况：数据统计分析表明，无配偶外卖骑手在子女教育参与和陪伴程度上显著低于有配偶骑手。无配偶骑手子女留守概率远高于随迁，导致其在子女教育参与和陪伴上明显不足。外卖骑手工作高度流动性是育儿参与降低的重要因素，频繁流动尤其是跨省流动时，子女常被留守，亲子互动机会大幅减少，客观限制骑手参与育儿。数据显示，跨省流动骑手与子女同住比例显著下降，育儿参与程度也随之降低。流入一线城市的骑手情况类似，一线城市高生活成本、激烈竞争环境及复杂教育政策，加剧无配偶骑手育儿困境。无配偶单亲留守骑手远距离流动或流入大城市时，其子女在亲子互动中处于不利地位，可能引发“双重劣势”效应：单亲家庭本身育儿资源和精力分配薄弱，远距离流动和大城市复杂环境进一步削弱其参与子女教育和陪伴能力。这种“双重劣势”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在该弱势群体中延续加剧，形成代际传递潜在风险。

灵活就业的积极作用：众包模式与外卖骑手居住状况、子女陪伴和教育参与呈显著正向关联。这种灵活就业方式为承担家庭与工作双重负担的劳动人口提供平衡可能。分析表明，劳动形式灵活性与家庭生活陪伴性紧密相关，数字时代职业灵活性提升显著增强劳动者流动中兼顾家庭与工作的能力，使其能在工作之余更多投身子女教养，这不仅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保障家庭关系和谐稳定，也为社会层面优化就业模式、促进家庭与职业平衡发展提供重要实践参考和理论依据。

（二）政策建议

促进下沉市场就业：提高外卖骑手流出地就业岗位，降低其外出务工可能性，增加骑手在户籍地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与子女同住概率，提升育儿参与度。通过完善政策法规，为有需求人员提供培训，引导新型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提高骑手本地务工比例，实现“家门口就业”，减少子女留守，增加亲子互动，为骑手家庭营造积极培养环境，促进其子女健康发展。

助力子女随迁：数据显示，随迁子女的教养模式更积极。因此，流入地政府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应提供更多针对流动人口的优惠政策，扩大就业服务供给，强化住房保障，落实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优化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机会，提高子女与父母一同外出的机会。

强化社会联动与企业担当：提高企业责任感，为外卖骑手及其子女创建更友好的社会环境。企业为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打造的社区儿童友好空间——“袋鼠宝贝之家”，为骑手子女提供社区融入、同伴交往、课业辅导、兴趣课堂等教育支持服务。企业应发挥资源优势，联合合作伙伴、链接社会资源，在周末和节假日为孩子开展研学探访活动，助力其拓展视野、激发潜能。营造城市外卖子女友好场所，创造骑手与子女互动机会。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会资源及社区自治组织联动，提高社会各界对骑手及其子女的关注，提供更优质服务，共同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

加强社会关注和包容以及政策性支持：数字时代，职业灵活性提升增强劳动者流动中兼顾家庭与工作的能力，使其能更多投身子女教养，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和家庭和谐，也为社会优化就业模式、促进家庭与职业平衡提供参考。研究者应认识到外卖骑手不仅是服务者，更是家庭支撑者，是有家庭负担的劳动者；政策制定者需考虑其多维身份，制定满足有家庭负担劳动者特殊需求的措施，改善其状况；对于社会和大众而言，当外卖骑手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配送时，我们是应理解他们的不易，尽量减少差评对于他们生计的影响；城市公共住房与教育政策需考虑骑手携带子女共同生活的配套措施，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与子女在城市共同生活，这些都是数字经济时期需持续关注的问题。

文章出处：韩嘉玲主编，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3-2024》，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2025年，P102-129